爱到深处是残酷

作者: 情感专区  发布:2019-12-09

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我来到了她的牙所。雨天,没有顾客,她在看书。见我进来,她笑着放下手里的杂志。趁她忙碌的时候,我拿起了她看的那本《格言》杂志,随手翻看着,不经意被一首小诗吸引:

原标题:日本求学记:“爸妈让我来,我就来了” 来源:行业研习©

最深的爱是残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作者:冯川,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郁葱

此前,社长推送了《冯川丨日本求学记:“异国”与“他乡”》,介绍了来到日本的不同类型的人群,并且将其统称为“新来者”。那么,在这些“新来者”中,小留学生是在怎样的境况下来到日本呢?不同类型的小留学生在日本的处境是怎样的?主动或被动来到日本,对他们的生活有何影响?

我所经历的那些日子像是梦幻

根据笔者有限的访谈资料,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基本都是以打工挣钱为目的而来到日本的。笔者访谈的一位2000年代初来到日本的学生家长,为笔者描述了她所经历的中日经济差距。她当时以赚钱为目的来到日本,并在10年前拿到了永住资格。

有许多幸福的针叶

她说,那时候永住资格很容易取得,超过签证期限留在日本的“黑户”也很多,“很多家庭的很多人都留在这里,一半以上都是黑户。前十几年,在这里全部都是黑户”。这些“黑户”中的不少人,都指望着在日本赚够钱之后回国,以后再也不来日本。

和一个充满启示的早晨

在那个年代,她的家乡福建省福清一个县城的房价才1500元/平米。由于当时中日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日本“赚一年的工资,就能回去买一个套房了”。她坦言,“十几二十年前,没有几个人来是为了在日本学习的。那时候日本经济也好,中国物价也低。那时候和现在差不多,一个月赚个20-30万日元,一年赚个200-400万日元,10多万、20多万人民币回国”。

我知道,最好的爱其实是一种残酷……

如果说这些中国人中小学生的父母在来日之初都具有极其明确并且极其功利的单一目标指向,即在日挣钱、在家乡过更好的生活,则他们的子女对于“来日”这件事的理解就会因其所处年龄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她看我看这首诗,微微一笑:“我很喜欢这首诗,这首诗我想起了母亲。”

1、来日本或许是一种“多余”?

她叹了口气,看着我,我静静地注视着她。

在“九一八事变”76周年纪念日出生的王佳肴,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在他大约3个月大的时候,曾在国内五星级酒店担任星级大厨的父亲就来到了日本东京都的西川口继续从事餐饮业。

“我无意贬低我的母亲,她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聪慧的大脑;我应该感谢母亲,她用辛苦换来了我的成长,尽管成长的岁月狂风暴雨、雷鸣电闪。

据王佳肴的理解,父亲来日是因为“那时候在日本可以赚很多钱,比国内多多了”。而曾在国内担任经理职务的母亲,原本业务繁忙、经常开会,而在怀他的时候就把工作辞了,并在父亲来日几天之后也来到了西川口。

我的家庭并不富有,上有哥下有弟,父亲微薄的工资只能糊口,哪有什么钱给我这个天生就患小儿麻痹的“丫头片子”看病呢?老祖宗留下的遗训是不能改的:丫头不值钱。

王佳肴出生后并没有随着父母来到日本。在他上小学以前,他与现年71、72岁的爷爷、奶奶共同生活。他4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日本,是被父母借休假之机接去日本游玩。在他的记忆中,东京都的西川口就是他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

但我却有个轮椅。因为父亲会做木匠活,家里经常放着一些别人的旧家具。父亲利用业余时间给这些旧家具翻新,也能为家里赚点零用钱。加上母亲聪明能干,家里还喂养了一些鸡、猪等。和邻居们比起来,我的家境还是可以的。

上小学以后,王佳肴离开了爷爷、奶奶,开始与二姑妈同住。二姑妈是汽轮小学的主任,而他也就在这所小学上学。一直上到六年级上学期结束,王佳肴再次来到日本,于2018年4月起在东京都足立区丰川小学上五年级,而此时正是日本小学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对于自己为何会来到日本,王佳肴回答说“爸妈让我来,我就来了”。

如果说父亲对我不闻不问我可以接受,可母亲对我的态度简直让我无法忍受:她从不放弃对我的呵斥,甚至打骂。因为整日劳作,她的巴掌非常有力,有时一个巴掌打过来,我会连人带轮椅一起跌倒在地上。从我懂事起,我就不曾叫过她一声“妈妈”。我在书中看过许多母亲,我觉得,妈妈是我困苦时的依偎,伤心时的安慰,快乐的分享,然而这个给我了生命的女人只是我伦理上的母亲。

像王佳肴这样的小学生,对于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并且对于自己命运轨迹的改变也没有任何做出自我阐释的想法。父母在烹饪料理方面有一技之长,获得了来日提高收入水平的机会。出于接替爷爷、奶奶和亲属对孩子进行教育和照料的考虑,在日本站稳脚跟的父母如果认为没有回国的必要,则自然会将孩子也接到日本来,在一家团圆的同时共谋发展。

七岁那年,看小伙伴们蹦蹦跳跳地上学,我羡慕得心里发慌。父亲不同意我上学,母亲和父亲吵了几天,父亲终于让了步。那天,哥哥背着书包等我上学,我赖在床上不起来,我不敢上学,我害怕见到陌生面孔。母亲来到了我的床前,不容分说,一把掀起我的被子,巴掌重重地落到了我的屁股上,屈辱和愤怒让我迅速地穿上了衣服,摇着轮椅跟在哥哥的后面。

而留守在国内的孩子,似乎并没有感觉一定要来到日本。访谈中王佳肴多次表示他要是继续在国内上小学,都快小学毕业了,但来到日本却还需要重新适应日本的环境和学习方式,不能直接进入毕业年级。在他看来,来日本或许是一种“多余”、一个本没有必要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中出现的“意外”。

就这样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学校,一位和母亲差不多的女老师接待了我。轮椅被她放到了外面,我被她抱到了教室里。

当然并不只是小学生才会感受到这种命运无法由自己把控的被动感。出生并成长与江苏南京,2018年在日本上初二的张语嫣,对这种感受也深有体会。张语嫣的姑姑首先在东京开了一家美容店,随后张语嫣的父亲于2004年也来到了日本当厨师,把张语嫣和她的母亲留在了南京。

那天晚上,饭桌上,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老师。母亲停下盛饭的手,冷冷地盯着我:

在国内,张语嫣与外婆同住。由于张语嫣的母亲是出租车司机,其母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管自己的孩子。而其父日语并不好,在餐馆里他的日语就靠他弟弟的孩子和他妹妹的孩子,或者靠在他店里打工的会讲日语的中国人,张语嫣都“难以想象他这14年是怎么过的”。

“你不要指望别人能帮你,路是靠自己走的。”

张语嫣的母亲是2008年来日本的。张语嫣说:“我妈后来来日本的时候,我爸就特别怕我妈,之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爸对我妈很愧疚,觉得把她一个人丢在国内4年很对不起她一样。”张语嫣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据她的理解,她父母来到日本都是因为她姑姑在日本,而她姑姑的意思是:把张语嫣爸妈弄过来以后,再把张语嫣弄过来,就可以在跟前看着他们,防止他们吵架过激甚至离婚。

再到学校,我坚决拒绝老师的照料,拄着双拐一点一点地挪到了座位,同学们都惊讶地看着我,老师却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张语嫣认为她父亲最对不起的其实是她。因为她父亲去日本后,上小学的张语嫣开始要面对说她“没有爸爸”的同学。由于南京大屠杀,南京人对日本特别敏感,很多同学家里爷爷那一辈都经历过,所以当张语嫣反驳说自己的爸爸在日本时,就会遭来同学的谩骂,说自己和家人是叛国贼。

同桌李红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她学习好,心地善良,人缘好。我喜欢看她快乐的样子,更喜欢的她头上的蝴蝶结,那漂亮的蝴蝶结随着她的跳动而翩翩起舞,实在让人眼馋。

由于张语嫣家中的爷爷一辈出生晚,都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而经历过大屠杀的太爷爷又在张语嫣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张语嫣自然对南京大屠杀缺少认识。她只感觉到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思想也特别恶毒”,甚至拿美工刀在她身上划。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上体育课,我来到了户外,看着同学们蹦蹦跳跳地玩耍,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李红从远处跑了过来,不由分说便把我推向操场,摘下头上的蝴蝶扎在了我的头上,同学围着我快乐地唱起了歌。体育老师笑眯眯地站在我们的外围,欣赏着大家出色的表演。一种愉悦在我的心头荡漾,我快乐地全身发抖,说不出话来。放学的时候,我把蝴蝶结偷偷地放到了书包里。

当她后来对南京大屠杀有所认知,并开始理解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与日本的牵连之后,她开始不喜欢日本,甚至“特别讨厌日本”。因为和外婆同住,缺少父母的监督,张语嫣形容她的国内初中生活是“简直快乐得都要升天了,每天开心得不得了”。

回到了家,母亲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我就讲了体育课上的事。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喊来哥哥帮她在火灶旁拉风箱。一会的功夫,她拿来一盆熟鸡蛋,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放到我的书包里。我诧异地望着母亲,不明白她的意思。

然而,以前从来没来过日本的张语嫣,在某天突然“莫名其妙地听我妈妈讲:‘我要去日本找你爸爸了,你到时候自己坐飞机来找我’”。张语嫣反对说“我不去日本”,她母亲说“不行,你在中国的学校我已经帮你办好手续了,差不多8月1日就除名了,你就上不了学了”。张语嫣回忆说:“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简直是震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最后,张语嫣于国内初一刚结束的那个暑假,2017年8月1日,来到了日本。

“你给别人带来了麻烦,应该感谢人家。明天就给全班同学一人一个鸡蛋。”

访谈时张语嫣对笔者说,她最近问她母亲“当时为什么来日本”,她母亲开玩笑地回答说“因为日本的东西好吃”,张语嫣说当时“我忍住了想要打她的感觉”。张语嫣至今仍认定她是被她的父母逼着来日本的,并对这件事充满了怨恨。

母亲一边说一边往我的书包放鸡蛋,突然,她停住了手,目光狠狠地盯着我:“你偷了人家的东西?” 我吓得全身颤抖,可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见我不说话,母亲怒气冲冲,她找出了一根藤条,没头没脑地狠狠地抽打我。我满地打滚,哥哥护着我,哀求母亲不要再打了。母亲丢下了手里的藤条,脸色铁青,坐在地上喘气。

在日中国人初中生李骁睿的二姐,也属于被家人逼来日本的典型。李骁睿的二姐在日本出生,在很小的时候又被送回国内。她本来在中国考上了一个二本大学,她本人也觉得不错,感觉非常满意。

我以为母亲不会再让我上学,而且我也不想去上学,我怕见到李红,怕她问起那个蝴蝶结。

但李骁睿的父母和其他亲戚都叫她来日本,虽然她非常不情愿,还是经常跟她说来了日本发展肯定好,在中国工作太难找。最后她被父母强制性地接来了日本,重新学习日语,并准备参加留学生考试。在访谈时,她的日语刚刚通过能力考试N2水平。据李骁睿说,她二姐不怎么和父母讲话,与人交流很少,“别人不找她聊天,她不会主动说话”。李骁睿只在有事情,或者吃饭的时候,才能跟她二姐说上几句话。

哥哥背上我的书包,把轮椅推到我的面前,我低着头,不肯上车。哥哥急了,大声喊起来。母亲快步走到我床前,没有等她动手,我赶紧上了车——我害怕母亲的大巴掌,那大巴掌让我心悸!

2、最后,连朋友都没有了

当我来到学校时,母亲已经等在教室门口了。她把那个蝴蝶结还给李红,用温和的语调向李红道歉:“孩子,对不起,她不会再偷你的东西了。”

如果说上述事例中的当事人是已经在中国完成了社会化之后,才被动地来到日本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在更小的年龄阶段就毫无意识地被父母带到了日本。李骁睿的二姑丈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李骁睿的二姑丈原先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二姑和她丈夫是通过中国人介绍才认识的,认识的时候他们都还在中国。他们结婚成家之后,二姑丈来到日本留学。

李红惊异地望着我的母亲:“阿姨,是我送给她的。”

二姑丈很能赚钱,在日本丰田做营销经理。买了房子之后,二姑就随着二姑丈来日本当家庭主妇,他们的两个小孩刚上幼儿园就被他们从中国带来了日本。由于孩子都在日本长大,他们都不会说中文,行为模式也已经日本人化了。但是他们的国籍还是中国籍,李骁睿说:“国籍他们不会改的,改的话会被家里人说的。”

母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语气生硬起来:“我的孩子不用别人施舍,以后不要给她东西了。”

除了这种彻底被稳定地日本化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被动地随着父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回奔波。李骁睿大伯的孩子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大伯最开始是和他父亲、大姑丈一起拉货,在福建省福清市做煤矿生意。后来听先去日本的二姑说,学厨艺在日本很吃香,于是李骁睿的大姑丈直接先去日本,大伯和父亲就都去福州学厨艺,学成之后一起来到日本。

老师的劝说让母亲释然,她从哥哥手里接过我的书包,从里面拿出鸡蛋递给老师:“孩子给大家添了不少的麻烦,这个送给大家吃吧。”

大伯的两个儿子原本在中国长大,分别从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开始在日本上学。在他们准备考大学的2011年,因为东日本大地震,他们的父母担心日本再地震,就带着他们全部都回国了,没有再在日本考试。

母亲临走时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老师凝望着母亲的背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把鸡蛋分给了同学们。

大伯回国之后听说煤矿很吃香,又去做煤矿,并且也没有再让两个儿子去上学,而是让他们去学经营,跟着大伯去做煤矿生意。后来因为煤矿生意赚不到钱,大伯又回到日本做厨师,他的大儿子在福清市投资开美容院和饭店,二儿子又回到日本打零工,与李骁睿家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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